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發展階段下，面向新征程，我國發展的主題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集中體現在發展質量上，高質量發展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要把高質量發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高質量發展來繼續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

當今世界，中華大地正在上演著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現代化進程。城市作為各類要素資源的集中地、創新活動的主要策源地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火車頭，是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標志并持續塑造現代文明新形態。新時代十年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所取得一系列偉大成就的重要表現就在于城市高質量發展——城市發展格局逐步優化、經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截止2021年末，全國城市數量達691個，比2012年末增加34個。地級以上城市297個，增加8個，100萬-200萬、200萬-400萬、400萬以上人口的地級以上城市分別有96個、46個和22個，相較于2012年末分別增加了14個、15個和8個；2020年，地級以上城市地區生產總值達到611713億元，相較2012年增長了近1倍。同時，GDP萬億俱樂部不斷擴容，2012年我國萬億級GDP城市僅有7個，2萬億GDP城市僅有上海一座城市，而2021年我國萬億GDP城市數量增至24個，GDP突破2萬億城市有6個；此外，城市社會保障能力明顯增強，公共服務也持續完善。2020年地級以上城市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11690億元、教育支出15081億元、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1853億元，相較于2012年也分別增長了149.3%、96.2%和109.3%。作為現代化建設的“主戰場”和重要引擎，我國城市高質量發展關系到9億多人民“美好生活”，因而自然也就成為高質量發展工作的客觀要求與重中之重以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將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城市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與必由之路

首先，城市高質量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物質財富是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重要基礎和前提，城市是物質文明建設的主要陣地，城市高質量發展則為現代化建設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第三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以來，我國將經濟發展的重心轉移到城市，并強調了城市在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這促使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顯著提升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解決了絕對貧困與區域性、整體性貧困問題，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并邁上了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然而，我們仍需要清醒認識到的是，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已取得顯著提升，但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且未來還將長期處于的客觀實際仍未發生改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世紀疫情影響，我國絕大部分城市仍處于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關鍵階段。因此，只有堅定不移地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從而促進城市經濟實現質的穩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才能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奠定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

其次，城市高質量發展是破解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城市高質量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集中體現在結構層面，如生產要素集聚與創新驅動發展不足的矛盾、空間布局與高品質生活的矛盾、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資源配置邊界不清的矛盾等。這就導致盡管社會生產力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滿足了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但更高層次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和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求卻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而破解這些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關鍵就在于城市高質量發展。這就要求，一方面，通過提高城市規劃、建設、治理水平，加快轉變城市發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塑造城市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實施城市更新行動，加強基礎設施特別是數字、智慧等新基礎設施建設，從而提高城市建設與發展的現代化水平；另一方面，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措施，倡導共建、共享、共治的城市發展原則，充分發揮人民在城市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提高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特別是解決好就業、分配、教育、醫療、住房、養老、托幼等人民急難愁盼的重要問題，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從而以城市高質量發展來破解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的社會主要矛盾。

此外，城市高質量發展也是維護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當今國際社會，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波譎云詭的國際社會為全球發展帶來各種不確定性，不穩定、不確定、難預料將成為未來全球發展的常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我國發展正面臨新機遇、新任務、新階段、新要求、新環境和新挑戰，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未雨綢繆地防范各種“黑天鵝”“灰犀?！笔录侵袊浆F代化的內在要求。城市既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火車頭，同時又是驚濤駭浪中穩定我國經濟社會平穩運行的壓艙石。因此，只有通過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提高地方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建設現代化城市經濟體系，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定不移地筑牢實體經濟根基，提高城市產業鏈、供應鏈與社會治理的韌性和安全水平，確保城市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大科技攻關等關鍵領域的安全、韌性和可控，才能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行穩致遠保駕護航。

因此，推進城市高質量發展，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又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之路，從而深化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實踐。

“人民城市”理念是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完美詮釋

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之本也。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將“人民”放在了最核心的位置，“人民性”是中國共產黨最鮮明的底色，是百年奮斗的寶貴經驗和勝利密碼，是建黨、立黨、興黨之本。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這就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必然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遵循，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和歸宿，“民之所愿，城之所向”，“民之所望，城之所往”，城市高質量發展要更能體現出“人民性”。這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國“人本邏輯”下城市發展區別于西方“物本邏輯”下城市發展的本質性區別。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堅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提高城市規劃、建設、治理水平，加快轉變超大特大城市發展方式，實施城市更新行動，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這為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叭嗣癯鞘腥嗣窠?，人民城市為人民”的重要理念進一步強化了“黨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統一，回答了“城市建設發展依靠誰、為了誰”的根本問題，以及“建設什么樣的城市、怎樣建設城市”的重大命題，闡明了中國式現代化城市工作的發展定位、價值訴求和目標導向，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實踐方向。因此，“人民城市”理念就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模式的完美詮釋，只有堅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以民之所需建人民之城，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需要遵循“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理念，而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下踐行“人民城市”理念的真實寫照就是要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提升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這一科學論斷深刻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內涵，即物質文化生活硬需求和“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精神文明軟需求。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物質充裕與精神富有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這就要求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必須要處理好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的關系。一方面，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從來都是人民的第一層次需要，沒有高水平的生產力和社會財富大量積累，就難以滿足人民更高層次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盡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但卻依然并未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并非是不再強調原有的物質文化生活，而是更加強調高質量的物質文化生活供給，是在滿足“有沒有”需要基礎上向“好不好”需要的升級，如更宜居的“三生”環境、更有獲得感的收入水平和更加智慧韌性的基礎設施建設等。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就在于繼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城市物質文化生活供給水平不斷提升，從而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奠定充裕的物質條件和雄厚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并非不講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也并非只講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沒有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為基礎的“美好生活”只是“鏡中花、水中月”，而沒有“美好生活”作為目的的物質文化生活建設也失去了高質量發展的本真目的，能夠讓人民群眾有“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矮@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是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精神富有層面更為具體、生動的表達，這是建立在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得到滿足基礎上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真切回應，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標的進一步升華。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不但要在物質文化生活建設方面讓城市發展更加現代化，還需要更加注重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來真正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踐行“人民城市”理念。

“全周期管理”意識是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最基本的實踐取向

城市不是鋼筋混凝土的簡單堆砌，更不是社會資源的機械組合，而是一個集經濟、社會和生態系統為一體的有機復雜開放的“生命巨型系統”，這就要求要將“全周期管理”意識貫穿到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的全過程與各環節，努力探索出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新道路?！叭芷诠芾怼币庾R是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在實踐取向層面具體推進的方法論，其本質內涵是“以人民為中心”，將城市發展視為一項系統性工程，尊重城市發展客觀規律，將全局性、系統性思維作為把握城市發展全過程和各環節的底層思維，強調“全面”“系統”“協調”，不能有短板，不能以某方面的停滯甚至倒退為代價來換取其他方面的發展，否則只會摁下葫蘆又起瓢。如忽視城市空間優化而追求經濟增長導致城市病出現，一味追求經濟增速而忽視社會建設導致城市收入差距拉大，一味強調縮小收入差距搞平均主義導致共同貧窮而非共同富裕等。作為有機生命體，城市的復雜巨型系統屬性決定了城市發展的全過程、各環節和各要素間存在復雜的交互耦合影響機理，某一過程、環節和要素發生變化往往會導致整個系統發生變化，而各個過程、環節和要素間的有機組合則往往能起到“1+1>2”的效果。所謂的有機組合指的就是整個城市發展處于一種帕累托最優狀態，即城市發展系統中任何過程、環節和要素的優化都將不存在更多的帕累托改進余地，此時城市發展就處于一種高質量發展狀態，所實現的發展也就必然是高質量發展。這就要求，要將“全周期管理”意識貫穿到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全過程和各個環節，未雨綢繆、科學規劃，采取與全局相一致而在各部分、各階段又各具針對性的發展措施，從而真正做到“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

從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特征角度來看，城市“全周期管理”需要重點關注三個問題。首先，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14億多人民中有9億多人民都居住在城市且在未來還將繼續增加，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城市結構不斷復雜、多元，城市高質量建設、發展與治理難度也必將呈現幾何倍數增長。如何在持續的城市化進程當中，踐行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處理好9億多城市人民“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樂業”等重要問題，就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所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其次，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超大規模人口進入城市進行現代化的生產、生活必將對整個自然生態系統形成巨大沖擊，處理好“人民與城市”“城市與自然生態”和“自然生態與人民”這三對重要關系，促進城市“生產、生態、生活”空間的有機融合，就成為實現“人民、城市與自然”三者和諧共生所必然要面臨的重大問題；同時，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區別于西方國家依靠戰爭、殖民以及剝削壓榨實現城市發展的原始資本積累，我國城市發展諸多成就則是依靠人民群眾辛勤的勞動智慧所創造，且未來必然還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合作與共贏”的道路。面對愈發復雜、不確定的國際社會，如何在深化開放合作共贏道路上處理好“競爭與合作”“開放與安全”“交流與穩定”間的關系，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兩類規則，就成為在中國式現代化安全、韌性與穩定環境需求下提升我國城市發展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所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上述這些問題表明了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復雜性與艱巨性，因而在“全周期管理”中就需要穩妥處理好城市發展中各過程、各環節與各要素間的復雜關系，以人民群眾的智慧創造來破解城市高質量發展中的復雜性難題。這就要求在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中，要激發人民群眾在城市建設與發展中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讓人民群眾在城市規劃、建設與治理的全過程與各環節唱主角，鼓勵和支持城市中“政府、社會和人民”等多方主體集思廣益、建言獻策、同向發力，集納各種創新做法來精準施策，并以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為城市“全周期管理”效果的衡量標準，從而真正解決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實踐中的痛點、難點和堵點問題。

“區域協調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也就必然要把共同富裕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作為其奮斗目標。然而，我國幅員遼闊，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且自然資源稟賦存在較大差異，即便是同一區域、同一省份的不同城市間也會存在較大發展差距，因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客觀現實下不同區域的城市就會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從城市發展生命周期理論來看，城市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基本包括了起步、增長、成熟、轉型和衰退等5個發展階段。其中，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少數城市已處于發展成熟階段，而成都、武漢和西安等大部分城市則仍處于增長階段，而鄂爾多斯、長春和沈陽等城市則已進入到發展轉型階段。因此，在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進程中要更好地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就必須要堅定不移地走區域協調發展之路，十個指頭彈鋼琴，促進不同區域、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形成協同發展、協調發展和共同發展的新局面。

城市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觀規律。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既要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客觀規律，又要結合城市發展客觀實際與時代需求，緊抓城市高質量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我國區域發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決定了不同地區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既存在共性層面的價值遵循，又存在個性層面的獨特問題，在促進城市高質量發展時就需要既把握全國工作的一般性要求，又要兼顧不同地區工作的特殊性。如成都、武漢和西安等增長階段城市的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在于盡快完成城市化與工業化以提升人民收入水平的同時加強法制、生態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設，而北京、上海和深圳等成熟階段城市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就在于通過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縮小收入差距和法制建設來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既要圍繞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中心任務，又要緊扣自身所處階段的核心特征與重點任務來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若在增長階段過分強調人民福利提升則會影響經濟增長的內驅，而在成熟階段仍過分強調經濟增速而非人民福利則必會引起人民的不滿。經濟增長和人民福利都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但在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其相對側重程度卻會有所不同。區域協調發展不是要求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實現發展模式和水平的整齊劃一，而是要在符合城市發展客觀實際情況下，通過高質量發展來謀求區域間城市發展的協調與動態平衡。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就強調，“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

根據城市發展所處階段，促進城市高質量發展既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內在要求，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途徑。這就要求，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要堅持因城而異，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要立足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在客觀認識發展條件、分工定位和差距基礎上來把握自身發展階段，明確自身所處發展階段的中心任務和重點領域，既不能盲目冒進，又不能躊躇不前，要有目的、有方向地穩扎穩打來推進城市高質量發展；同時，不同發展階段城市還應堅持全國一盤棋思維，在遵循國家發展整體性要求和總體戰略布局基礎上，根據自身所處發展階段來發揮自身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發展特色優勢產業，按照重點開發地區、生態脆弱地區、能源資源地區等主體功能定位來精準施策，在增強自身發展動力的基礎上來縮小發展差距，打造既具有中國特色又不失自身優勢的城市高質量發展模式；此外，不同發展階段城市還應精準識別和不斷強化自身比較優勢，找準自身發展的獨特領域和賽道，在城市群、都市圈協同發展中來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避免單兵作戰，在協同發展中來相互分工協作、優勢互補，從而形成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整體性優勢。如科教資源密集城市就要充分發揮科教比較優勢，攻克一系列卡脖子攻關技術難題，從而實現創新驅動引領發展；生態資源豐富城市就要創造更多生態產品，努力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創新路徑，從而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沿海邊疆城市要充分發揮好自身區位優勢，利用好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兩類規則優勢，從而成為對外合作開放先行區與示范區。新時代十年以來，我國在實施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協調發展戰略基礎上，還實施了京津冀、粵港澳、長三角、成渝以及長江、黃河兩大流域等區域重大戰略，部署了革命老區、邊境地區、生態退化地區、資源型地區和老工業城市等特殊類型地區的發展政策，宜糧則糧、宜工則工、宜商則商、宜生態則生態，實現了不同區域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將發展差距轉化為追趕勢能、單個增長極升級為多個動力源，城市高質量發展成效顯著。然而，我們還應該清醒認識到的是，不同區域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城市的高質量發展絕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在區域協調發展中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城市高質量發展必然將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久久為功、持續發力！

（作者李朝鵬系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袁曉玲系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李思蕊、楊新標、樊炳楠系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文章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促進城市高質量建設發展的長效機制研究”（20JZD01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