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內，有一位稱呼為“何大帥”的研究員，此前沿著研究所蜿蜒的道路上下山，總能碰見他從旁邊經過，舉步生風。

他叫何國鐘，是我國知名的物理化學家，也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因為其氣質卓然風度翩翩，被很多人親切的稱呼為“何大帥”。

如今，在大連化物所內鮮少能看見他。已經九十歲高齡的何老先生走路有點顫顫巍巍，但是一旦有人提起“分子”、“石油”、“火箭”等詞匯，他眼神中立刻閃現出炯炯有神的目光。這背后，是何國鐘將“知恥不辱”奉為圭臬的六十余載研究歲月。

何國鐘早些年的人生并不算“一帆風順”，日寇飛行機的轟鳴聲、向山上逃亡的腳步聲......這些都曾肆虐著他的童年。但是提到過往印象最深刻的時候，這些仿佛都消失了，何國鐘眼前，只有六十多年前站在火箭噴口面前的時候，因為發動機異常提前點火，火焰噴射而出。而他恰巧往旁邊的空地走了兩步，才躲避掉了這場災難。

在與死神擦肩的一瞬間，何國鐘心里只有一個想法：研究是不是要成功了？

何國鐘與同事探討問題。大連化物所供圖

小家：南海走出的“小鎮少年”

研究果然成功了。

何國鐘和團隊順利建成了真空低溫條件下的試車臺，進行了多次在低溫真空條件下火箭的點火啟動及燃燒實驗，均獲得了成功。

這次與死神擦肩的經歷只是何國鐘遭遇危險中的九牛一毛?；鸺七M劑燃燒的毒性、強紅外激光散射的危害......這些都是何國鐘工作的常態，但是他沒有片刻想要退縮的想法。這一切動力的開端，都要來源于他自始至終鐫刻在內心的“毋忘國恥”。

90年前的5月5日，伴隨著一聲啼哭，何國鐘出生在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獅山鎮。這里有一個叫獅西沙坳的小小村落，氣候溫和、四季如春，是富饒的魚米之鄉，靜謐、寧和、古樸的氣息令人頓失浮躁，心生安寧。

然而他的生活并不像這個小鎮一樣看上去很悠閑，家里有七個孩子，家庭負擔十分沉重。但父母從小就樹立了良好的教育理念，一直都節衣縮食，為了供孩子們去更好的學校學習。

父親何景斌、母親陳寶根及兒女們于1947年合照。大連化物所供圖

孩子們也沒有辜負父母的付出，何家兄弟姐妹中共有五個上了大學，長兄何國楨成為我國著名水利專家，三弟何國任是國家級突出貢獻水電設備專家。大姐何麗儀是山東師范大學副教授。二妹何法儀任職于北京林學院物理系。位處老二的何國鐘則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這樣一個人才輩出的家庭，小時候卻遭受了諸多磨難挫折。

童年時期，正值日本帝國大舉侵華。何國鐘隨家人為了避難暫住在廣東省西江邊的一個小鎮上。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寇沿著西江兩岸向西推進，企圖由此打通攻打四川重慶的西南通道。

一瞬間，小鎮的平靜被打破了，到處都硝煙滾滾、戰炮轟鳴。何國鐘一家人幾乎每天都能聽見空襲警報在街道上空響起。一聽見警報聲，他們就要迅速躲進防空洞里。

有一次，何國鐘和弟弟跑得稍微遲了些，耳邊就傳來了飛機發動機的轟鳴聲。一抬頭，飛機就在自己正上方肆無忌憚地盤旋著，他甚至能看到戴著頭盔的飛行員坐在里面手握操作桿。周圍遇難同胞的軀體被炸得七零八落，慘不忍睹。

為了躲避日寇的襲擊，何國鐘又隨父母逃到附近鄉下避難。然而逃亡途中，他們又再次遭遇到了日寇，大家只得拼命往山上跑，清晰地能聽到自己的喘息聲和心跳聲。

盡管時間已流逝多年，這些慘痛的記憶依然歷歷在目。從那時起，建設祖國的信念便如同一顆小小的種子埋藏在了何國鐘的內心，也成為了他后續在科研道路上“摸爬滾打”前進的動力源泉。

1951年，何國鐘畢業于廣州培正中學后參加了全國首次統一高考，并且順利地考入了清華大學化工系。在濃厚的學習氛圍中，何國鐘積極探索自己感興趣的科研方向。時間的指針又撥過了兩年，由于全國院系調整，以清華大學化工系為主體成立了北京石油學院，何國鐘又進入到該學院的煉廠機械系學習。

在學習期間，他認識到了新中國建立之初百廢待興，石油生產成為難題，而煉廠機械這一專業能發揮很大的作用。在畢業分配填報志愿時，他沒有絲毫猶豫就寫下了“蘭州煉油廠”這幾個大字，決心去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奉獻自己。

但是，何國鐘的愿望卻沒有實現。他被分配到了中國科學院大連石油研究所，隨后這里更名為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

大國：一寸赤心只為報國

從南方小鎮到北方天氣寒冷的海濱城市，何國鐘卻一刻也沒“閑”著。

上世紀50年代，他立馬就擔任起了“石油重殘油流態化焦化的小型密相輸送的雙容器反應裝置研究”項目的負責人。然而該實驗所需的原材料匱乏，設備短缺，研究一時間陷入了僵局。

如何才能獲得實驗所需的、具有一定粒度范圍的焦炭粉粒呢？

何國鐘和團隊想到了最原始的方法——手。他們將兩噸的大油焦塊粉碎后，又通過手工的方式一點點過篩，終于得到了合格的焦炭粉粒。有了原料后，實驗進展變得順利了起來。經過幾年日以繼夜的奮斗，何國鐘團隊在中國首先研制出固體粒子密相輸送小型流態化雙反應器，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還沒松一口氣，何國鐘立刻又被抽調去了另一個工作組。

60年代初，根據國家統一部署，大連化物所開展了火箭發動機燃燒的實驗與理論研究。何國鐘為了國家的需求，立刻從石油煉化機械方向轉向了火箭研制方向，參與籌建“火箭高能燃料試車臺”的工作。

當時工作剛剛起步，相關可參考的文獻十分匱乏，工作開展得無比艱難。有一次，何國鐘好不容易發現了一篇有關推進劑點火延遲期的文獻，結果看起來仿佛“天方夜譚”，里面密密麻麻全部都是法文。何國鐘并沒有沮喪嘆氣，反而是立馬擠出了零散時間學習法語，后面終于大致理解了文獻框架。

而火箭研究除了基礎文字資料，現場實驗部分尤為重要，何國鐘又擔任起了火箭燃燒試車實驗的現場負責人。

實驗在偏遠的深山中開展，吃住必須在山區的集體宿舍，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生活上的艱苦并不是讓何國鐘最頭疼的，研究過程中的曲折不易才是最艱難的部分?；鸺紵囓囀欠浅ＮｋU的實驗項目，何國鐘他們幾乎每天都要做一次火箭試車實驗。除了文章開頭提到的經歷，每次試車之后，燃燒后產生的廢氣難以擴散，會一定程度上影響研究人員的健康。但是何國鐘為了改進火箭的燃燒性能，不顧有害氣體的危害，和實驗人員一起留在現場觀察監測其燃燒后的情況。

經過幾年的艱苦奮斗，何國鐘和團隊終于在火箭燃燒的穩定性、完全性、均勻性三方面達到預期指標。

何國鐘與研制火箭試車臺所需的儀器的同事合影。大連化物所供圖

時間轉眼來到了70年代，大連化物所也有了新的安排。何國鐘又一次“轉行”，來到了化學儀器領域，從事研制燃燒驅動超音速連續波氟化氫化學激光器。

激光器實驗必須使用易燃易爆且毒性很大的化學試劑，而強紅外激光的散射也對眼睛造成損傷。為了獲得實驗數據，每次試驗何國鐘都要站在激光器旁邊，眼睛緊緊盯住開始冒煙的瞬間并且按動計時器，而每天這樣的實驗要做將近10次。除了對眼睛有很大的損傷，空氣中的氣體也對健康有害，但是何國鐘從來沒說過一個“不”字，責任二字已牢牢銘記在他的心中。

就這樣，何國鐘帶領著題目組又一次冒著危險突破瓶頸，掌握了超音速連續波氟化氫化學激光器的出光機制，最終在國內首先研制出千瓦級燃燒驅動連續波氟化氫（氘）化學激光器，其成果＂燃燒驅動連續波HF（DF）強化學激光器＂1979年獲國防科委重大成果二等獎。

1978年，何國鐘又轉頭負責分子反應動力學研究室的籌建和準備工作。他深知基礎研究是高新技術的源泉，全身心投入研究室的建設之中，并于1990年分子反應動力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成立后，擔任了首屆主任。1992年3月，專家驗收委員會一致認為“該重點實驗室的規模、技術水平以及綜合能力均達到了國際上同類著名實驗室水平，已成為我國分子反應動力學研究的基地，具備了向國內外學者開放的條件”。

1991年，何國鐘正式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

何國鐘在大連化物所分子反應動力學實驗室。大連化物所供圖

家國：“知足不辱”是人生底色

一系列重量級的科研成果和獎項，是何國鐘全身心投入科研忘我奉獻的有力回饋，也讓他在國內外學界都享有很高的聲譽。但這么多年來，何國鐘也有埋藏在心底很深的“刺”。

大學畢業后，何國鐘整整24年都沒有回家，家里也聯系不到他，只是每個月能收到他寄的錢。家人后面才知道，何國鐘原來一直從事國家國防相關保密工作。后來，何國鐘到幾所國外的大學實驗室做講學或研究，父母去世的時候，他都身在國外工作，沒能趕回來送最后一程。每每想到此，何國鐘都會陷入長久的沉默。

一直以來，何國鐘都認為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離不開家庭的影響和父親的言傳身教。他視“知足不辱”為人生底色，將自省奉為圭臬，要求自己處世謙虛。

“知足不辱”是何家的家訓，由父親何景斌親手書寫，要求子女在“知足”的同時還要立志奮斗，不辱祖宗?，F在這幅“知足不辱”的家訓幾經搬家，仍然保留在何順儀家中，并成為何家幾代人知足不奢、勤勉工作的座右銘。

何國鐘在一次報告中，闡述了自己對“知足”的理解：“要知足地對待名和利，如果僅僅為了名利而跟風式地做研究，缺乏自主創新，做出的成果也不會具備很大的科研價值。相反，如果做科研的目的是出于對科學問題的好奇心，輔以熱情和創造力，往往能做出有價值的科學成果。”

他也一直奉行著這一理念，以誠待人，對領導、同事、學生全都一視同仁。

“何老師日常生活中非常謙遜，他曾說過‘誰會誰就是老師’。”與何國鐘在同一研究組共事二十余年的劉建勇說道，“他看到學生有些觀點自己不是很清楚，就立馬去請教學生，不會放不下‘架子’。“

在1987年至1998年間，何國鐘和團隊共同做出成果“分子束和激光束反應動態學研究”并獲得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作為室主任及課題組長的何國鐘，認為這個獎是集體努力的結晶，在獲獎名單中，他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最后的位置上。

在何國鐘八十多歲的時候，經常能看見他參加報告會拿著相機在拍攝著什么。“他是怕自己跟不上，有些觀點當場吸收不了，就記錄下每一條學術觀點，回去再慢慢思考。”劉建勇解釋道。

何國鐘在生活中也十分節儉。劉建勇回憶起第一次見何國鐘的時候，他穿著一件藍色的夾克衫，笑著歡迎他，而這件夾克衫一穿就是二十幾年。

這樣一個簡樸謙遜的人，卻為整個研究組撐起了一方天地。他經常放手讓學生大膽實踐，并且根據不同的研究方向和需要讓學生們出國深造，深受學生們的認可。“我博士畢業論文研究的方向——液相超快光譜就是何老師鼓勵我去做的，在基礎概念研究上給予了我很多的幫助。畢業以后我們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做相關研究，為我們組開辟了一個新的方向。”劉建勇告訴《中國科學報》。

何國鐘退居二線以后，將研究組長的重任交給了“弟子”韓克利研究員。他對自己的學生非常信任，讓他大膽放手去做。但自己也沒有徹底“撒手不管”，而是默默關心著組內的情況，給予研究團隊力所能及的幫助。

“何老師退休以后也一直在實驗室里工作，有了疫情之后，因為年紀大了，才漸漸不來了。但是所內的新聞我會按時匯總給他，他都認認真真逐句研究，不理解的還會來問我。”另一位與何國鐘共事的同事丁俊霞說道。

何國鐘謙遜、溫和、寬容的“風格”也在研究組代代相傳，成為積累下來的寶貴財富。“都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我覺得我們團隊也是一樣的，大家都像生活在一個大家庭一樣，哪怕畢業很久的學生都很懷念在這里的日子。”劉建勇談起何老師和團隊就止不住“話匣子”。

何國鐘院士八十華誕學術報告會留影。大連化物所供圖

轉眼何國鐘已九十歲高齡，雖然不能在研究第一線奮斗，但是他依然關心著研究的進展，經常會念叨起自己在實驗室的日子。每次和丁俊霞聯系，他的“開場白”永遠是：“所里最近怎么樣了？”

“對自己的工作成果除了知足，也要知不足。知不足者才能更謙虛、更勤奮；對待國家任務和工作，要努力做貢獻而不為人后，但是最后成功者，不必是我。”何國鐘這樣說道。

何國鐘給大家上黨課。大連化物所供圖